985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承办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度论坛“新政与民生：谁来养活中国老人”在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举行。与会学者就中国未来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各抒己见，他们纷纷指出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惟一出路。

　　中国老龄化社会将成常态1999年，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到10%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。上海则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。“上海财政曾每年要补贴社会保险100多亿，经扩大近400万外来人员的社保之后，资金缺口才有所缓解。而上海的今天，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20年后中国的情景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同济大学教授郭重庆近日表示，“如果25年算一代的线代之后，目前上海市户籍的1400万人，按照这一个生育率将只能剩下1000人左右。”

　　而恢复高生育率、维持大家庭的概率，在目前看来微乎其微，老龄化已成为一种常态。但老龄化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“未富先老”，郭重庆指出，“在一些发达国家，早早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，但他们并没再次出现大的动荡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国家的经济还欠发达、社保不完善、二元经济未融合，就是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造成的。”

　　据了解，我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，且正以每年3%以上的速度迅速增加，预计到2015年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.21亿，约占总人口的16%；2020年达2.43亿，约占总人口的18%。与此同时，尽管政府在老年保障体系方面已进行诸多建设性工作，但现状仍令人不安。

　　复旦大学教授王丰在本次论坛上指出，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有许多特点：首先是速度快，中国65岁老人比例从9%上升到25%所花的时间，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。其次是家庭的脆弱性，计划生育下，大部分家庭的老人退休时只能仰赖于退休金收入。不过，人口红利的消失，同时也带来挑战和机会。机会在于，中国年轻人口中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可能会提高平均人力资本。挑战在于，中国老年人口的未来花费可能还会增大，这一些都会对对中国的未来养老体系提出新的挑战。

　　养老制度改革是惟一出路针对2012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出现的争论，复旦大学教授郑秉文认为，首先，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困难之一在于受到许多网络声音的牵制；其次，中国养老金的改革缺乏顶层设计。第三，在网络时代，政府需要防止民粹主义，让制度改革成为可能。用一句话来概括，改革是惟一出路，改革方向是要设计的。

　　在养老金的投资方面，郑秉文指出，在养老基金规模快速地增长、经济总量快速地增长的“双高”环境下，中国的养老金投资应逐渐展开一系列投资体制改革，允许更多元的投资。不过，在养老金投资的安全性上，郑秉文表示要注意三点：一、来投资限制；二、用余额来投资；三、能够直接进行绿色投资、股权投资、向新兴市场投资。

　　此外，对于马骏与曹远征等经济学家测算得出的18.4万亿养老金债务缺口，郑秉文认为是正确的。首先，中国有许多省份当期已经收不抵支；其次，中国的统筹基金还存在许多隐形债务；第三，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具有保输不保赢的性质。基于以上原因，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很可能是无法做实的。

　　复旦大学教授方汉明则指出，当前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都面临很大问题，其一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，美国在2050年的老年依赖率为30%，中国此时已达到38%，这将导致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无法维持。其次是道德风险问题，这些制度会扭曲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。医疗保险一方面让大家规避医疗支出风险，另一方面导致大家过渡消费医疗服务。

　　在退休年龄的话题上，郑秉文主张应该提高退休年龄，“一个国家的进步，应当仰赖于他的劳动创造财富。任何一种制度对于劳动力的供给都有扭曲，中国应当选择一种与国家的容忍程度相匹配的制度。”方汉明对此表示认同，他认为，提高退休年龄是必然的，如何通过制度设计，减小制度的扭曲激励，通过提高积极性的方式延长老年人的工作年限是十分重要的。

　　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认为，子女其实就是中国家庭最好的金融理财产品。在计划生育下，子女这一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被人为地限制了，这要求政府尽快改善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。袁志刚分析，欧美国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，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方，其金融抑制程度越低，且FDI（对外直接投资）越高。这说明老龄化的国家需要更强大的金融市场，资本也更需要走向海外。然而，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较为不完善，大量的储蓄、外汇存底，在投资了美国债券之后，实际进入了一个借长贷短的陷阱，长期来说反而是债务人，这对于养老和金融之间的联系十分不利。此外，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在政府的主导下，发展并不好。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79家中国企业中，最强的企业实际都是国有企业，而非公有制企业仅有五席。如何靠这样的金融市场和企业为中国的未来养老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　　由此，袁志刚指出，金融业打破政府垄断，才能实际做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，才能让这一代老年人的养老更有希望。